http://www.51dh.net/magazine/html/378/378413.htm
http://www.51dh.net/magazine/html/365/365885.htm
明中都城遗址，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城西隅。
中都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初年建造的都城，是其后修建的南京和北京皇都的蓝本。
中都城连同先后修建的明皇陵和龙兴寺，形成了庞大的皇家建筑群。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其地上建筑早已湮没殆尽，只留下残垣断壁、剩砖片瓦供后人凭吊了。笔者幼长于斯，在古陶瓷学者杨士林先生的指导下，留意于凤阳明初陶瓷的收集、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到，在当前明初洪武陶瓷研究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明中都城遗址中明初陶瓷的发现，为洪武陶瓷尤其是洪武官窑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价值。
2003年底，杨士林先生的专著《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出版，惜乎种种原因，这本著作并没有引起陶瓷学界应有的重视。为使陶瓷学界更进一步了解这一古瓷遗珠，笔者不揣浅陋，将所掌握的有关洪武中都城陶瓷资料做一介绍，并谈些粗浅认识，求教于诸方家。
一
凤阳，古称钟离，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朱元璋幼年在此出家为僧，后参加元末农民起义，最终夺取政权，开创了大明王朝。立朝之初，朱元璋由于故土情结，决定在故乡凤阳建都，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自洪武二年下诏起造，至洪武八年罢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已基本建成。
“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朱元璋撰《龙兴寺碑》)可以说，中都城的建造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和珍贵材料。在中都城的整个营建中，烧造一项占有很大的分量，从已发现的中都城城砖上的铭文统计，贡砖地方达22府69州县。而宫殿所用之琉璃、瓷质砖瓦以及装饰建筑构件，从笔者多年来在中都城和皇陵遗址发现的实物资料看，无论是胎釉材质、刻塑纹饰，以及烧造工艺都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大量明初生活用瓷的发现也让我们对洪武瓷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
在多年的采集瓷片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古陶瓷构件和明初生活用瓷主要集中分布于四个地区。一是中者K城遗址，散落着大量的各类建筑构件残件，而生活用瓷却几乎都是清代以后的，明代瓷器残片极少发现，这与史料上有关中都紫禁城入清后方迁入居民的记载相符。
中都紫禁城西安门外至涂山门之间，是明初生活用瓷的主要集散地。在钟楼遗址附近，笔者发现了大量的明初日用瓷器残片，以景德镇窑产品为主，多是白釉，也少见部分青花，另外也有相当数量的龙泉窑器物。二是皇陵遗址，这里发现了各类陶瓷构件，在享殿遗址附近还发现了一批白釉带铭文瓷器。三是龙兴寺附近。龙兴寺是朱元璋称帝后修建的大型皇家寺院，取“龙兴于此”之意。
入清以后，又有几次拆取中都城的建材修缮龙兴寺。今龙兴寺附近，亦多见各类陶瓷构件及瓷器残片出土。四是风阳城东北郊的琉璃岗，此处琉璃、瓷质建筑构件俯拾即是，故得名“琉璃岗”。据本地农民介绍，此处原有多座古窑，因靠近淮河，都被泥砂淤没，难寻踪迹。
三
中都城遗存陶瓷可分为建筑构件和生活用瓷两大类。
(一)建筑构件。这些构件不论是陶胎还是瓷胎，皆制作精良，模印清晰，成型规整，基本都挂上各色釉烧制，其中以瓦当滴水和三彩装饰构件的工艺水平为最高。釉色的丰富，也大大超出了我们原先对于洪武陶瓷釉色的认知。从形制看，主要有瓦、砖和雕塑构件三类。
1．瓦类：瓦分板瓦和筒瓦。
发现的黄釉、绿釉琉璃龙纹瓦当滴水，保存完好，龙纹造型生动，凶猛异常，颇有元代遗风，爪为五爪，是典型的洪武厂官窑作品。绿釉在同期瓷器中极为罕见，一般认为明代中期方大量运用(图1、2)。瓦当以琉璃器为多，瓷质瓦当很少发现(图3)。
白釉瓷质板瓦，发现于凤阳琉璃岗，保存完好，胎土白中带灰，正面施半截釉，釉色失透，背面有麻布印纹，为烧造时痕迹。刻有数字编号(图4)。
白釉瓷质筒瓦，釉面肥厚滋润，呈“猪油白”色，无开片，较之元枢府瓷毫不逊色，胎质白净细腻，无杂质(图5)。另有一种筒瓦，釉色白中闪黄，开片如金丝铁线，不知是有意仿哥釉，还是由于烧结温度偏低形成的次品(图6)。
笔者和瓷友徐雷飞先生于琉璃岗还发现一件釉里红龙纹瓦当(图7)，农民将之镶嵌于房阶上，故保存完整。徐君亲自凿下，手为之伤，可谓得来不易。此瓦当白釉呈乳浊状，釉下红彩朦胧，龙纹作立姿，威猛异常。同类器亦发现数件，皆残。
2．砖类
中都城除城建用砖外，宫殿建筑用砖极为考究。胎质有陶有瓷，纹饰以元末明初常见的卷草纹为主。釉色以黄、白、绿各色为主。
黄釉琉璃砖，陶土较细，烧结温度高，釉色鲜丽。卷草纹陶砖，青黑色陶胎，用于墙壁装饰(图8)。
白釉瓷质砖，胎土白中略带灰，烧结温度高，敲击发金属声。卷草纹白釉瓷质砖，釉面有细开片(图9)。
3．雕塑构件类
中都城和皇陵的宫殿建筑，使用了大量的陶瓷雕塑构件，这些构件造型生动，色彩绚丽，或是置于殿宇飞檐，或是贴在宫墙照壁，工艺极其复杂，体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准和艺术价值。
三彩琉璃雕塑构件，雕刻豪放大气，色彩明艳绚丽(图10)：其中三彩琉璃龙纹浮雕，工艺精湛，残长1米有余，是少见的大件器物，从形制看应为九龙照壁残件(图11)。
白釉瓷质兽爪雕塑残件，瓷化程度极佳，釉色白腻温润，不开片。此件形制硕大，雕塑风格豪放雄强，可以想见洪武建国初的雄浑气象(图12)。
(二)生活用瓷。中都城及皇陵遗址的明初生活用瓷遗存也十分丰富。
中都城钟楼遗址附近，是明初瓷器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这里发现了大批的明初卵白釉瓷器和青花瓷器残片。
这些瓷片底足多呈斜削状浅圈足，中间有的出现乳突，露胎处多见火石红，少量器内印花。也有不少在盘碗内心以青花草书一“福”或“寿”字，外壁绘青花缠枝，具有鲜明的洪武瓷器特征(图13、14)。
这些景德镇窑瓷器与一般的生活用瓷区别很大，虽然胎釉、工艺皆属上乘，但是却没有采用复杂的装饰：
文献记载：洪武初征调饶、处二州瓷器运京，想来这批瓷器应是当时修建中都城时由景德镇和浙江龙泉大窑征调而来。由寸以实用为主，极少有陈设用瓷，故质地虽极为精良，装饰却十分简洁。
在这里笔者也发现了大量的龙泉窑瓷器残片，这些龙泉窑瓷器制作精美，多足底裹足垫烧，碗、盘内心多有印花(图15、16)。有的碗心印有“官”字款(图17)(编者按：因照片中龙泉青釉碗心印字比较模糊，为官字款或八思巴文不易辨识，暂存疑)，有的印花与明初景德镇官窑纹饰极为接近(图18)。另外，笔者曾在凤阳见一龙泉窑香炉残器，炉身贴塑龙纹，龙为五爪，三足残缺，为明初龙泉官窑无疑。
在对皇陵遗址出土瓷片的分析研究中，一种白釉瓷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瓷片釉色洁白，呈失透状，釉面鬃眼极少，是多次施釉的结果。胎土白净，无杂质。底足露胎不施釉。碗类圈足稍外撇，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盘类圈足内壁斜削，已经透露出明代的信息。
这些瓷器的底足上多以铁褐色料书写一字，如“天”、“清”、“元”等(图19)，杨士林先生认为是洪武官窑祭器。
笔者曾赠一片于古陶瓷学家李广宁先生，李先生亦断作洪武官窑祭器，并载入其所著《古瓷片收藏及价值评估》一书中。皇陵作为明代皇家陵寝，官窑祭祀用瓷的存在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尤其是其中3件带“天”字款的残碗。一般认为“天”宇款是明成化官窑开始使用的款识，由此可知早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图20、21)。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风阳各遗址，笔者没有见到至正型元青花或洪武官窑青花，这说明在元末到洪武初期，青花在景德镇瓷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风阳作为明初三都之一，在明代地位特殊。中都城虽然废止，却长期设有留守司于此。凤阳南有皇陵，西有十王四妃墓，周边还有众多的功臣陵寝，故凤阳境内的明初陶瓷也出土不少。凤阳门台镇明初墓葬出土的影青玉壶春瓶，非常精美。蚌埠市(原属凤阳)曹山南麓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是国内少见的元青花大件器物。定远县(原属凤阳)境内出土的元釉里红盖罐，亦是元代景德镇釉里红瓷器的名品。
四
明中都城及皇陵遗存陶瓷的发现，为陶瓷学界对洪武陶瓷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为洪武官窑的建窑时间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都城的宫殿建筑陶瓷是洪武官窑的最早作品。中都城所用的琉璃构件，是当时工匠按照朝廷要求，在凤阳附近就地烧造的，地址很可能就在琉璃岗。
南京聚宝山和北京琉璃厂是明代为皇宫烧造琉璃件的官窑厂，但是无论从工艺还是材料，后两者的产品都无法与中都城发现的琉璃件相媲美，尤其是其中的瓷质构件，胎土致密洁白，釉色丰富绚丽，尽管有的型制巨大，有的塑造复杂，但都制作规整，烧结完美，不是出白宫窑，绝难至此。
在凤阳琉璃岗发现的3块白釉大板瓦，无论型制、胎釉都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赵万初”款板瓦相一致。在中都城诸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带有铭文的板瓦残件，这些铭文有的以朱色彩料书写，有的以锐器刻画，有的用印模印制。铭文的内容主要有器物编号、烧造州府、工匠姓名等等(图22)。从上面清楚地写着“浮梁”、“鄱阳县”、“饶州府”等字样看，这些瓷质构件烧造于景德镇是勿庸质疑的了。由此则知前人所谓“洪武官窑始于洪武二年”之说可信，只是当时是“官窑”而非“御窑”，是因洪武二年营建中都城而开窑烧造，非同于日后之烧造御用瓷器。
在铭文中，还发现了一些瓷瓦上刻有“南匠”、“府匠”字样(图23)。据杨士林先生分析，南匠可能指来自景德镇的工匠，而府匠则是凤阳府本地的工匠，此说较为可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发了诏令，“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料物。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寸四)按照这个惯例推断，需求量巨大的中都城建筑构件当有部分在凤阳本地烧造，在琉璃岗，笔者发现了不少烧结不好的残缺瓷质构件，但是在中都城和皇陵遗址就绝少发现，这从侧面说明相当数量的瓷构件就在琉璃岗烧造而成。
洪武瓷研究一直是陶瓷学界的热点和难点。一方面，它上承元代遗风，下开永宣典范，作为明清官窑的创始，其地位在陶瓷史上举足轻重。
洪武瓷器也因其艺术造旨的高超和存世量的绝少而历来受到藏家的珍爱。
另一方面，由于洪武瓷器本身无年款以及相关资料的缺乏，使得对它的研究还相当有限。目前对于洪武瓷器的认知，仅来源于少数专家的意见，而且研究者的目光总局限于南京、北京、景德镇御窑厂的资料以及少数馆藏品，希望风阳明中都城遗存陶瓷的发现，能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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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都城遗址，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城西隅。
中都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初年建造的都城，是其后修建的南京和北京皇都的蓝本。
中都城连同先后修建的明皇陵和龙兴寺，形成了庞大的皇家建筑群。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其地上建筑早已湮没殆尽，只留下残垣断壁、剩砖片瓦供后人凭吊了。笔者幼长于斯，在古陶瓷学者杨士林先生的指导下，留意于凤阳明初陶瓷的收集、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到，在当前明初洪武陶瓷研究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明中都城遗址中明初陶瓷的发现，为洪武陶瓷尤其是洪武官窑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价值。
2003年底，杨士林先生的专著《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出版，惜乎种种原因，这本著作并没有引起陶瓷学界应有的重视。为使陶瓷学界更进一步了解这一古瓷遗珠，笔者不揣浅陋，将所掌握的有关洪武中都城陶瓷资料做一介绍，并谈些粗浅认识，求教于诸方家。
一
凤阳，古称钟离，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朱元璋幼年在此出家为僧，后参加元末农民起义，最终夺取政权，开创了大明王朝。立朝之初，朱元璋由于故土情结，决定在故乡凤阳建都，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自洪武二年下诏起造，至洪武八年罢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已基本建成。
“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朱元璋撰《龙兴寺碑》)可以说，中都城的建造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和珍贵材料。在中都城的整个营建中，烧造一项占有很大的分量，从已发现的中都城城砖上的铭文统计，贡砖地方达22府69州县。而宫殿所用之琉璃、瓷质砖瓦以及装饰建筑构件，从笔者多年来在中都城和皇陵遗址发现的实物资料看，无论是胎釉材质、刻塑纹饰，以及烧造工艺都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大量明初生活用瓷的发现也让我们对洪武瓷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
在多年的采集瓷片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古陶瓷构件和明初生活用瓷主要集中分布于四个地区。一是中者K城遗址，散落着大量的各类建筑构件残件，而生活用瓷却几乎都是清代以后的，明代瓷器残片极少发现，这与史料上有关中都紫禁城入清后方迁入居民的记载相符。
中都紫禁城西安门外至涂山门之间，是明初生活用瓷的主要集散地。在钟楼遗址附近，笔者发现了大量的明初日用瓷器残片，以景德镇窑产品为主，多是白釉，也少见部分青花，另外也有相当数量的龙泉窑器物。二是皇陵遗址，这里发现了各类陶瓷构件，在享殿遗址附近还发现了一批白釉带铭文瓷器。三是龙兴寺附近。龙兴寺是朱元璋称帝后修建的大型皇家寺院，取“龙兴于此”之意。
入清以后，又有几次拆取中都城的建材修缮龙兴寺。今龙兴寺附近，亦多见各类陶瓷构件及瓷器残片出土。四是风阳城东北郊的琉璃岗，此处琉璃、瓷质建筑构件俯拾即是，故得名“琉璃岗”。据本地农民介绍，此处原有多座古窑，因靠近淮河，都被泥砂淤没，难寻踪迹。
三
中都城遗存陶瓷可分为建筑构件和生活用瓷两大类。
(一)建筑构件。这些构件不论是陶胎还是瓷胎，皆制作精良，模印清晰，成型规整，基本都挂上各色釉烧制，其中以瓦当滴水和三彩装饰构件的工艺水平为最高。釉色的丰富，也大大超出了我们原先对于洪武陶瓷釉色的认知。从形制看，主要有瓦、砖和雕塑构件三类。
1．瓦类：瓦分板瓦和筒瓦。
发现的黄釉、绿釉琉璃龙纹瓦当滴水，保存完好，龙纹造型生动，凶猛异常，颇有元代遗风，爪为五爪，是典型的洪武厂官窑作品。绿釉在同期瓷器中极为罕见，一般认为明代中期方大量运用(图1、2)。瓦当以琉璃器为多，瓷质瓦当很少发现(图3)。
白釉瓷质板瓦，发现于凤阳琉璃岗，保存完好，胎土白中带灰，正面施半截釉，釉色失透，背面有麻布印纹，为烧造时痕迹。刻有数字编号(图4)。
白釉瓷质筒瓦，釉面肥厚滋润，呈“猪油白”色，无开片，较之元枢府瓷毫不逊色，胎质白净细腻，无杂质(图5)。另有一种筒瓦，釉色白中闪黄，开片如金丝铁线，不知是有意仿哥釉，还是由于烧结温度偏低形成的次品(图6)。
笔者和瓷友徐雷飞先生于琉璃岗还发现一件釉里红龙纹瓦当(图7)，农民将之镶嵌于房阶上，故保存完整。徐君亲自凿下，手为之伤，可谓得来不易。此瓦当白釉呈乳浊状，釉下红彩朦胧，龙纹作立姿，威猛异常。同类器亦发现数件，皆残。
2．砖类
中都城除城建用砖外，宫殿建筑用砖极为考究。胎质有陶有瓷，纹饰以元末明初常见的卷草纹为主。釉色以黄、白、绿各色为主。
黄釉琉璃砖，陶土较细，烧结温度高，釉色鲜丽。卷草纹陶砖，青黑色陶胎，用于墙壁装饰(图8)。
白釉瓷质砖，胎土白中略带灰，烧结温度高，敲击发金属声。卷草纹白釉瓷质砖，釉面有细开片(图9)。
3．雕塑构件类
中都城和皇陵的宫殿建筑，使用了大量的陶瓷雕塑构件，这些构件造型生动，色彩绚丽，或是置于殿宇飞檐，或是贴在宫墙照壁，工艺极其复杂，体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准和艺术价值。
三彩琉璃雕塑构件，雕刻豪放大气，色彩明艳绚丽(图10)：其中三彩琉璃龙纹浮雕，工艺精湛，残长1米有余，是少见的大件器物，从形制看应为九龙照壁残件(图11)。
白釉瓷质兽爪雕塑残件，瓷化程度极佳，釉色白腻温润，不开片。此件形制硕大，雕塑风格豪放雄强，可以想见洪武建国初的雄浑气象(图12)。
(二)生活用瓷。中都城及皇陵遗址的明初生活用瓷遗存也十分丰富。
中都城钟楼遗址附近，是明初瓷器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这里发现了大批的明初卵白釉瓷器和青花瓷器残片。
这些瓷片底足多呈斜削状浅圈足，中间有的出现乳突，露胎处多见火石红，少量器内印花。也有不少在盘碗内心以青花草书一“福”或“寿”字，外壁绘青花缠枝，具有鲜明的洪武瓷器特征(图13、14)。
这些景德镇窑瓷器与一般的生活用瓷区别很大，虽然胎釉、工艺皆属上乘，但是却没有采用复杂的装饰：
文献记载：洪武初征调饶、处二州瓷器运京，想来这批瓷器应是当时修建中都城时由景德镇和浙江龙泉大窑征调而来。由寸以实用为主，极少有陈设用瓷，故质地虽极为精良，装饰却十分简洁。
在这里笔者也发现了大量的龙泉窑瓷器残片，这些龙泉窑瓷器制作精美，多足底裹足垫烧，碗、盘内心多有印花(图15、16)。有的碗心印有“官”字款(图17)(编者按：因照片中龙泉青釉碗心印字比较模糊，为官字款或八思巴文不易辨识，暂存疑)，有的印花与明初景德镇官窑纹饰极为接近(图18)。另外，笔者曾在凤阳见一龙泉窑香炉残器，炉身贴塑龙纹，龙为五爪，三足残缺，为明初龙泉官窑无疑。
在对皇陵遗址出土瓷片的分析研究中，一种白釉瓷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瓷片釉色洁白，呈失透状，釉面鬃眼极少，是多次施釉的结果。胎土白净，无杂质。底足露胎不施釉。碗类圈足稍外撇，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盘类圈足内壁斜削，已经透露出明代的信息。
这些瓷器的底足上多以铁褐色料书写一字，如“天”、“清”、“元”等(图19)，杨士林先生认为是洪武官窑祭器。
笔者曾赠一片于古陶瓷学家李广宁先生，李先生亦断作洪武官窑祭器，并载入其所著《古瓷片收藏及价值评估》一书中。皇陵作为明代皇家陵寝，官窑祭祀用瓷的存在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尤其是其中3件带“天”字款的残碗。一般认为“天”宇款是明成化官窑开始使用的款识，由此可知早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图20、21)。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风阳各遗址，笔者没有见到至正型元青花或洪武官窑青花，这说明在元末到洪武初期，青花在景德镇瓷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风阳作为明初三都之一，在明代地位特殊。中都城虽然废止，却长期设有留守司于此。凤阳南有皇陵，西有十王四妃墓，周边还有众多的功臣陵寝，故凤阳境内的明初陶瓷也出土不少。凤阳门台镇明初墓葬出土的影青玉壶春瓶，非常精美。蚌埠市(原属凤阳)曹山南麓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是国内少见的元青花大件器物。定远县(原属凤阳)境内出土的元釉里红盖罐，亦是元代景德镇釉里红瓷器的名品。
四
明中都城及皇陵遗存陶瓷的发现，为陶瓷学界对洪武陶瓷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为洪武官窑的建窑时间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都城的宫殿建筑陶瓷是洪武官窑的最早作品。中都城所用的琉璃构件，是当时工匠按照朝廷要求，在凤阳附近就地烧造的，地址很可能就在琉璃岗。
南京聚宝山和北京琉璃厂是明代为皇宫烧造琉璃件的官窑厂，但是无论从工艺还是材料，后两者的产品都无法与中都城发现的琉璃件相媲美，尤其是其中的瓷质构件，胎土致密洁白，釉色丰富绚丽，尽管有的型制巨大，有的塑造复杂，但都制作规整，烧结完美，不是出白宫窑，绝难至此。
在凤阳琉璃岗发现的3块白釉大板瓦，无论型制、胎釉都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赵万初”款板瓦相一致。在中都城诸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带有铭文的板瓦残件，这些铭文有的以朱色彩料书写，有的以锐器刻画，有的用印模印制。铭文的内容主要有器物编号、烧造州府、工匠姓名等等(图22)。从上面清楚地写着“浮梁”、“鄱阳县”、“饶州府”等字样看，这些瓷质构件烧造于景德镇是勿庸质疑的了。由此则知前人所谓“洪武官窑始于洪武二年”之说可信，只是当时是“官窑”而非“御窑”，是因洪武二年营建中都城而开窑烧造，非同于日后之烧造御用瓷器。
在铭文中，还发现了一些瓷瓦上刻有“南匠”、“府匠”字样(图23)。据杨士林先生分析，南匠可能指来自景德镇的工匠，而府匠则是凤阳府本地的工匠，此说较为可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发了诏令，“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料物。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寸四)按照这个惯例推断，需求量巨大的中都城建筑构件当有部分在凤阳本地烧造，在琉璃岗，笔者发现了不少烧结不好的残缺瓷质构件，但是在中都城和皇陵遗址就绝少发现，这从侧面说明相当数量的瓷构件就在琉璃岗烧造而成。
洪武瓷研究一直是陶瓷学界的热点和难点。一方面，它上承元代遗风，下开永宣典范，作为明清官窑的创始，其地位在陶瓷史上举足轻重。
洪武瓷器也因其艺术造旨的高超和存世量的绝少而历来受到藏家的珍爱。
另一方面，由于洪武瓷器本身无年款以及相关资料的缺乏，使得对它的研究还相当有限。目前对于洪武瓷器的认知，仅来源于少数专家的意见，而且研究者的目光总局限于南京、北京、景德镇御窑厂的资料以及少数馆藏品，希望风阳明中都城遗存陶瓷的发现，能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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